文章聚焦成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大维度的历史事件，系统梳理了成都重大历史事件的时空关联性，包含分类体系、筛选标准及演变规律，构建“事件—空间—功能”三位一体的历史地标节点体系，以串联历史事件的叙事轴线，实现历史空间的再生；强调多尺度联动与场景营造，形成有机空间体系；探讨地标空间在历史与当代社会中的功能转化，让历史遗迹与现代社会紧密相连，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通过构建历史地标节点体系并重塑其价值，探索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的有效路径，助力成都高质量发展。
文章以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促进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数据资产来发挥作用。产学研合作在数字化转型促进新质生产力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显著。
苏东坡首贬黄州，面对贫瘠和饥寒，为了生存不得不道法自然，放浪山水，躬耕渔樵，在“东坡地”上种出许多农副土特产品；躬身亲为，虔心烹饪，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美味佳肴。文章通过对苏东坡大量诗文的考查，证明了黄州既是其文学创作的高峰地，也是东坡肉、东坡蜜酒、东坡豆腐、东坡羹、东坡茶、东坡鱼、东坡饼等饮食文化的发源地。
汉语语法研究中，可能语义分类使用的标准有“主观”与“客观”，分出的类别有“能够”和“许可”，与此相关的类别还有“准许”语义。汉语语法中的可能语义是事物和相关动作事件之间的一种情态关系，是事物的一种广义的“性质”，可能语义按照是否存在主观性分为客观描写类和主观推断类两大类别。
韩偓诗在其生前便广为流传，其风格也早已定论。入宋后，宋人围绕韩偓作品、风格及对《香奁集》的著作权产生争议，并延续至清。这种争议是由宋人文学接受标准不同所引发进而导致其人品与诗品悖离的现象。否认韩偓著作权并将其转嫁和凝，这不仅是宋人为解决悖离而采取的接受策略之一，其中还暗含宋人更为深层的文学评判标准。以韩偓在宋人的接受为例，探讨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不仅对韩偓及他所代表的晚唐文学有一个更真实客观的认识，同时也可以加深对宋代文人及其文学思想评判标准的认识。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正在由传统单一商品或服务市场，演变为整合多个商品或服务市场、内部高度联动互补的复合多元生态系统。为了不断强化生态系统内市场力量，平台通过自我优待行为将自身在核心业务市场的竞争优势传导到生态内其他市场。自我优待行为体现了生态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力，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垄断本质，应适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进行规制。对比现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类型，差别待遇条款是规制生态型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最佳方案，但也面临着在“交易相对人”和“条件相同”这两个核心要素认定上的窘境，可以通过调整予以解决：一方面，限定“单一经济实体”理论的适用范围，以“独立说”作为判断标准，将自营卖家或关联方纳入交易相对人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破除对“条件相同”的僵化适用，侧重考量生态平台实施地歧视性行为。此外，为更好地预防生态型数字平台垄断行为的发生，结合平台生态系统的运作特点，通过提升平台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引导平台企业竞争合规，实现平台企业向上健康发展。
通信词义与通信权的规范内涵在学界存在较大分歧。文章对其进行系统总结，并认为《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之通信，仅指特定主体间的通信沟通，其内容信息和构成要素受不同强度的保护。通信权保护的利益为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二者相互依赖、价值并重，商业通信、职务通信与个人通信一样受通信权的保护。第四十条后句的除外规定过于绝对、保护程度过高而不适应时代发展，应在解释论的框架下将其理解为示例性规定，并在“示例”的指引下进行部门法的合宪性调控。
“委”的“知晓”义是它在“委悉”中组合同化的结果，“委”的“确实”义是它在“委实”“委的”中组合同化的结果，但这两个义项在进一步演变中受到限制，表现在语体、作为语素的能产性和单独成词的使用频率三个方面。组合同化的机制是重新分析，动因主要是双音节短语可分析性降低导致了语义模糊，使得组合中的某个成分被另一个成分的语义所同化。组合同化不同于删略生义，但也可以看作删略生义的一种类型。
<正>《乐山师范学院学报》是由四川省教育厅主管、乐山师范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ISSN 1009-8666,CN 51-1610/G4)。三苏研究、遗产与旅游研究、特殊教育研究是本刊重点建设特色栏目。本刊倡导学术创新,鼓励百家争鸣,严格遵守学术规范,重点刊用创新性、思想性、理论性强,对国家和社会发展能提供理论支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学术论文。热忱欢迎海内外学者向本刊踊跃投稿。一、投稿要求1.总体要求:思想正确、坚持原创、主题鲜明、数据可靠、逻辑严密、语言文字使用规范。2.字数要求:人文社科类论文9 000～12 000字,自然科学类论文5 000字左右。3.本刊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学术出版相关法规、政策以及标准、规范,具体要求:(1)结构完整,应有:中英文的题名、作者及工作单位、摘要、关键词,基金项目(可选),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籍贯、工作单位、职称、学历和研究方向),正文(引言、主体、结语或结论),致谢(可选),注释(可选),参考文献,附录(可选)。
“诗可以怨”最初指诗歌可以表达怨愤等多种自然情感，在一定意义上可理解为“诗可以言”。孔子等先秦诸贤在“天人合一”的思想背景下，强调人的独立人格追求，探究了诗怨与仁道并不矛盾的关系。在后世诗经学的经学化与文学化演变路径中，“诗可以言”意涵呈现不同样态。主要的经学化以汉朝的“怨刺上政”、宋代的“怨而不怒”和明末清初的“温柔敦厚”论为代表，呈现为服务仁政的他者与自我相互牵制的刺怨言说及“诗可以言”的意涵的显露。主要的文学化历程中，从屈原、司马迁和刘勰对公共性情感的肯定，到“诗可以言”论推动钟嵘、韩愈、王夫之、袁枚等人的诗论转向日常化、个体化和对人类全部激荡心灵的情感的承认，开拓了广阔的诗歌内容和抒情范围，从而一定程度地打开了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抒情论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