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于1926到1933年期间创作了一系列实验性教育剧。创作初期备受争议，被视为政治意识形态宣传作品，直到近十几年才受到戏剧界的重新关注。梳理布莱希特教育剧的注释和演出说明，以及其相关理论文章发现，教育剧作为布莱希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产物，以教育性和辩证性为核心，试图打破观众和演员的二元对立，构建音乐和文本的不和谐，赋予文本可不断生产的性质。同时，教育剧在布氏史诗剧理论的完善中发挥了积极的实验性作用。其戏剧理念和剧场实践对当代的表演者和艺术家提供了灵感和实践方法。
师生对话是智慧课堂的重要教学方式，旨在发展学生高阶思维的智慧课堂，其师生对话具有民主性、双向性、反馈性和支持性等特征。该文在对智慧课堂师生对话的内涵、特征进行深入剖析后，结合高阶思维理论和国内外师生对话相关文献的分析，初步构建了一个智慧课堂师生对话分析框架。经过两轮德尔菲法修正和完善，最终确定了包括四大维度、12个核心要素和28条目的智慧课堂师生对话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旨在为研究者和中小学教师对智慧课堂师生对话评价提供参考依据，帮助其改进课堂师生互动效果，进而提升教学质量。
李琼久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国画大师和嘉州画派的创始人，他以山水、花鸟、人物画著称，并在书法和篆刻方面卓有成就。文章采用比较研究法、文献分析法和图像分析法，对李琼久书法作品、相关传记等材料进行分析与整理，探讨其艺术创作观从帖学到碑学的转变历程。研究发现，其作品深植篆隶，承继摩崖石刻与民间书法精髓，在多种书体的结合中不断创新，最终形成具有秦汉遗风的独特的现代艺术风格，成为20世纪书法艺术现代转型的见证；而他在结字造型上的探索与创新，已达“引画入书”的境界。其作品不仅展示了书法艺术在现代社会的蓬勃生机，更深刻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与文化自信的坚定追求，为当代书画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视频大模型的出现改变了数字社会的视觉生产与传播方式，从物理(W)、事理(S)和人理(R)三个维度，契合了思想政治教育可视化的世界视频化的现实逻辑、思想政治教育的叙事逻辑和人的视知觉认知逻辑。然而，可视化的符号表征也消解着人的理性与注意力，在技术裹挟、话语平权、主体物化等方面存在计算拟真与教育景观化、视觉暴力与价值异识化、信息冗余与数字第三持存等风险困境。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抓住当代世界图像转向的趋势，坚持聚焦实践，在技术样式上优化内容供给，培育视觉素养，在认知模式上创新叙事方式，强化价值引领，在实践范式上构建视觉场域。通过视频大模型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产、话语传播和价值认同的可视化发展，打造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育人新模式，实现理论、情感和价值的统一。
文同在知洋州期间修葺郡圃，公事之余，以极大的热情对郡圃景致、居于其间的生活以及自己的节操志趣进行了书写，并寄示鲜于侁、吕陶、苏轼与苏辙。四人在和作之中结合原诗内容、展开想象，描写了郡圃景致和文同的生活，并且表达了他们对文同的理解和赞赏。文同洋州郡圃生活的诗意书写背后有着深层的文化意蕴：它既反映了文同政治态度的变化，同时以郡圃生活为主题的唱和成为苏轼等新法反对者一系列唱和活动中的一环；而文同对王维的有意效仿，则为此次唱和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品格。
图形-背景理论有助于从认知层面深化《红楼梦》诗词意境焦点英译研究。首先，以《红楼梦》诗词及其英译为研究对象，从词句篇逐层归纳分析中外译者诗词意境焦点英译异同；其次，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突显原则，从形式和内容分别归纳《红楼梦》诗词意境焦点传统译法；最后，基于变译理论之仿作，细化提出仿词变译、仿句变译、仿篇变译三重翻译策略。图形-背景理论有助于译者还原《红楼梦》诗词意境焦点，处理文化差异，引导读者理解，从而提升诗词英译质量和效果。
推进融合教育是当代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巡回指导教师作为保障融合教育质量的关键力量，其专业素养水平直接影响政策实施成效。然而，当前我国巡回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面临诸多挑战。为深入探讨此问题，本研究选取广东省S市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对该市百余位巡回指导教师开展问卷调查，系统分析其专业素养现状与发展需求。结果显示，该队伍虽认同融合教育理念，但普遍存在队伍结构系统失衡、素养能力共性短板、专业发展供需错配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达、融合教育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地区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基于S市个案所揭示的普遍性困境，提出了三方面建议：一是优化队伍结构，探索专职化发展路径；二是破解素养短板，搭建理念实践转化桥；三是健全供给体系，破解错配重难题，以期为我国同类地区加强巡回指导教师队伍建设、系统提升融合教育支持质量提供参考借鉴。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正确理解字面意义和言外之意为目标的语境分析，已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研究问题。文章以“网络流行语”和“新词新语”中的“显眼包”为例，该词受到网络言语社区的影响产生语义泛化，在使用语义上产生了情感义和修辞义的变化。这一变化使“显眼包”的生命力与其他一般词汇不同。因此，在实际的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可利用语境解释功能的确定作用，使“显眼包”的使用语义具象化，帮助听话人理解其语义。
在清朝盛行证史、订经的大环境下，阮元不但在金石考据上做了大量工作，还对中国书法进行了全面梳理，先后撰写了《北碑南帖论》与《南北书派论》。在这两篇南北书论中，阮元既建立了“碑派”书法的概念，也表达出了“碑派”书法强烈的审美导向：一是返“古”。他认为当代书法流派混乱、风气日下，只有“返于古”,才能改变当前书坛局面。二是求“拙”。他认为“碑派”书法保持了正统的中原古法，拙陋、猥拙、拙书是中原古法的主要审美特征，而复“古”最终体现在对“拙”的形态追求。三是去“俗”。他认为帖学书法的审美发展导致书法妍态过多，最后落入妍媚之俗，而妍媚之俗的主要归因就是“无复隶古遗意”并希望通过对北派朴拙书风的追寻，以起到“振拔流俗”的治疗时弊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