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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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水照,崔铭.苏轼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565.

(1)苏轼自幼便受到儒、释、道三种文化的影响。在其父苏洵的严教下研读儒家经典，其母笃信佛教在人格塑造上给予苏轼很深影响，而除了蜀中浓厚的道教气息外，苏轼也极为钟爱《庄子》。详见王水照、崔铭《苏轼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7-10页。

(2)前者详见武道房：《苏轼<前赤壁赋>与僧肇的“物不迁”义》，《文学评论丛刊》2011年第02期，第18-23页。后者详见刘驰《<赤壁赋>思想考辨新得———兼论中国古代文学文本解读的科学方法》，《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第33-43。

(3)关于苏轼与佛学的研究，可参见梁银林《苏轼与佛学》，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论文，2005年。

(4)苏轼在文中自述：“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曾枣庄主编《三苏全书》，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14册，第517页。

(5)“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虚者如彼’，如何不消长？既不往来，不消长，却是个甚底物事？”参见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3115页。

(6)值得注意的是因上述苏轼通二为一的哲学思辨主要来自于《东坡易传》，有学者据此判断苏轼的哲学体系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统摄，与其他二家的渊源或属历史原因。参见刘驰《<赤壁赋>思想考辨新得———兼论中国古代文学文本解读的科学方法》，《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第33-43。笔者认为《东坡易传》同样作于苏轼黄州时期，学者治经本是整体思想融汇，并不能因其为某家、某派典籍注疏就断言其思想全是该家之言，也无法反推该经典体现只是注疏学者所表达的义理。只能说该学者以他理解的宇宙哲理去解读经籍。如东汉郑玄作《论语注》，多引阴阳五行学说解经，自不断言郑玄的阴阳五行思想来自于先秦儒学，更不能得出《论语》是阴阳五行典籍。

(7)僧肇著，张春波校释《肇论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第28页。本文凡引用《肇论》，均出自此书，后文不再一一注出。

(8)《四库全书总目》中认为《东坡易传》在解经时往往“杂以禅”。详见（清）永2)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页。

(9)有学者认为此赋中的“客”为苏轼友人武都山道士杨世昌。详见王水照、崔铭《苏轼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267页。但“赋”文体的“主客问答”形式本就不囿于是否写实，是否对应着现实中的人。或者说“主客问答”一定程度上即为作者与内心的自我展开对话，是一种虚设人物问对的方式。参见宁登国、赵立伟《<前赤壁赋>主客问答结构的文化审美内涵》，《语文建设》2009年第6期，第27-29页。